6月3日上午,“小雨点”幼儿园似乎接到了一个好消息,已经到期并且延期续租一个月的房子可以再延期续租。

■本报记者 朱菲娜

为给孩子报名进幼儿园,家长需要轮番上阵、彻夜排队;为了让孩子进个相对好的幼儿园,家长需要额外付出几万元的赞助费;在农村,大部分适龄儿童都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学前教育……不知从何时起,幼儿教育已经成为家长的又一个负担。

  从今年4月下旬到现在,本报持续关注了专收农民工子女的哈尔滨“小雨点”幼儿园的命运。

在幼儿园报名入学的高峰时段,北京市清河朱房村十几家“黑户”幼儿园却面临着是否停办的抉择,缘由是北京市目前正在进行集中整治“黑户”幼儿园。

继义务教育免费、高等教育控制学费及完善资助体系等措施之后,学前教育问题日益凸显,“入园难”、“入园贵”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民生问题。

  记者通过走访发现,在哈尔滨,有多家像“小雨点”这样的专门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幼儿园,他们除了收费低廉这个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私立”——私自设立,换句话说,它们的成立都没有经过正规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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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月学费1500元,再加上每学期书费1000多元,以及每门两三百元的兴趣课程费,一年总费用大概是18000元左右,3年下来就是54000元。这是赵女士的外甥女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幼儿园上学的大致费用清单。

  没有执照、没有各种许可、甚至连具备资质的老师都没有,有的只是低廉的收费价格和看孩子的阿姨——这就是“山寨幼儿园”的集体写照。在哈尔滨的一些棚户区中,如此的“山寨幼儿园”隐藏其中,解决着在此打工的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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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幼儿园比上大学还贵、还难”已经成为幼儿家长的普遍感受。

  “公立园咱进不去,个体园咱进不起,在这儿至少有人给看着,收费还不高,挺好。”在哈尔滨南岗区白家堡一家幼儿园门前,记者遇到了一位来送孩子的山东王姓农民工,他对记者说,他也希望把孩子送到一所正规幼儿园去,但没办法,“要门路没门路,要钱也没有钱,只能在这儿将就一下了。”

“教育行政部门最大的不作为就是对山寨幼儿园视而不见,甩包袱的思想严重,这是对儿童的不尊重。”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刘焱说,一旦出事了,政府才出面整顿取缔。但是,封门以后政府一定要接手,否则这些孩子怎么办?

记者采访了子女在不同幼儿园的10多位家长,他们认为,3年花54000元上幼儿园已经算是中等偏下的收费水平了。一位叫“点点妈”的家长告诉记者,经她比较后发现,无论是送孩子上公办幼儿园还是私立幼儿园,3年的费用都得在10万元左右。“公办幼儿园收费比私立幼儿园低,但数量极少,要想挤进去,得交2万-4万元不等的赞助费,还得再花一二万元打点关系;而私立幼儿园每个月最低也得两三千元。”

  “别看我们不是正规园,但可不愁生源。”白家堡一家幼儿园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周边的农民工都把孩子往这儿送,一个月300多块钱,上哪儿找这么低价格的幼儿园啊?”

为此,探究幼儿园“怪相”,除了生育高峰、城市化带来的非户籍人口递增等客观原因,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政府职能缺位,造成了当前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的极度缺乏。

点点妈告诉记者,儿子进幼儿园之前,她曾对十几家幼儿园进行了比较,其中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还有纯外教授课的“贵族幼儿园”。她告诉记者,收费较低的公立幼儿园名额有限,而且有些只招收政府机关或企事业单位的子弟,并不大规模地对社会公开招生。因此,家长要想把孩子送进这些收费不高的公立幼儿园,就得额外支付费用来“购买”入园资格。“花钱还不一定就能进,还要有关系才行。”而要疏通关系,肯定还要再花钱。这样算来,即使不去比较那些纯外教授课的“贵族幼儿园”,以北京3年学前教育的平均水准而论,总费用也超过了许多大学生大学四年的总费用。

  记者看到,这些隐居在棚户区内的“山寨幼儿园”,无论是卫生条件、园内设施还是师资力量,都与黑龙江省的民办幼儿园设置标准相去甚远。

幼教应强化公益本质

“天价幼儿园”不仅存在于北京,我国其他城市也广泛存在。据报道,重庆市主城区的普通幼儿园,一个幼儿一年的基本支出不低于7000元,今年春季又普遍上涨了10%—15%,有些幼儿园的月收费甚至上涨了60%。

  黑龙江省民办幼儿园设置标准规定,幼儿园“有相对独立、安全、固定的园舍,应达到大、中、小三个班以上的办园规模,并按幼儿年龄段合理分班。幼儿人均活动室面积不少于1.5平方米,并有相应的户外活动资源。”

刘焱提出,我国目前学前教育过于强调教育功能,反而弱化了其托幼功能的本质,这是本末倒置。学前教育是一种社会公益事业,是一个准公共产品。能够享受、接受学前教育,是现在社会学前儿童应该享有的权利。

幼儿园的“贵”不光体现在价格上,也体现在家长的身份地位上。在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或权力部门的子弟就比较容易进入公立幼儿园,且收费相对合理。普通人家要想进公立幼儿园,家长就得豁得出去“受罪”。一家媒体爆出:为了给孩子争取一个入园的机会,南京一些家长不顾寒冷,彻夜睡在招生幼儿园的门外,虽然幼儿园已经公布只有130个招收名额,但足有300名家长在马路上排了两天两夜的队为孩子入园报名。其中一名“爸爸”对着镜头悲壮的喊出:“即使有一线希望,我们也不放弃。”其实,这样的情景在全国各个城市都不罕见,有些地区的幼儿报名与录取比例甚至达到了10∶1。

  然而记者在走访中看到,有的“山寨幼儿园”不分年龄大小,近30个孩子挤在一间昏暗的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这间屋子是教室,也是活动室、食堂、寝室。

“但是,由于对学前教育定性不明晰,造成政府职能弱化趋势,忽视了学前教育的基础性、公共性和公益性特征,过于强调它的非义务性质。”刘焱对本报记者说。

学前教育的“难”和“贵”已经成为普遍的民生问题。

  规定还要求,幼儿园“应配备具有幼儿师范专业毕业及其以上学历,身体健康的教师,并具有相应的教师任职资格”。在一家“山寨幼儿园”,所谓的老师就是一些没有职业的农村妇女,面对孩子,她们能做的就是大声呵斥。“这孩子你要不把他们吓唬住了,他们都能上天!”

北京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特邀委员、北京一中原校长王晋堂接受记者采访说:“由于政府办学体制总体思路设计的偏差,造成办学结构不均衡。当前幼儿教育的办学思路是‘社会为主、公办示范’。政府举办少许示范性公办园就算履行了责任,却将举办学前教育的主要责任推向了社会和市场,变成学前教育私人办了。”

上个幼儿园怎么这么“贵”

  “再不正规也比没人帮我们看着强。”一位家长的话,似乎道出了“山寨幼儿园”存在的理由。但她同时也表示,即使送孩子去了这些“山寨幼儿园”也很担心——担心孩子受伤,担心孩子吃得不干净,担心孩子学不到东西被耽误了。

正是由于学前教育的责任不明确,使得学前教育的财政经费得不到保障。长期以来,学前教育事业经费没有单项列支,一直包含在中小学教育预算之中,总体水平很低。

家住北京市天桥地区的魏女士说,她去年托人给孩子报了一所公立园,但当时因为孩子生病需要住院就先退园了。本想春季开学去插班的,却被老师告知名额被占了。一位幼儿老师透露说,很多好的公立园基本都会超编20%左右,即使是这样,也还有很多家长在排着队等待空余名额随时往里插。由此而见,公立幼儿园的招收规模与社会上的实际需求之间的差距确实很大,学前教育资源的稀缺应该是导致“入园难”、“入园贵”的根本原因。

  封还是不封,管理部门两难

我国的幼教经费一直只占整个教育经费支出的1.3%左右,而发达国家则一般达到3%以上,法国和丹麦则分别达到11.1%和10.6%。“因为没有统一管理,我国各地政府对于幼教经费的投入也不尽相同,完全是地方长官的个人意志,例如浙江省安吉县经济不算最发达的,但在幼教经费投入上是全国先进县。”刘焱呼吁,政府应该确定学前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立法显得尤为迫切。

记者从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了解到,2000年前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单位、集体办幼儿园为主,公益性和福利特点明显的学前教育体制被打破,幼儿园纷纷从原有的单位剥离出来,被关、停、并、转,使得全国的幼儿园数量急剧下降。据教育部提供的资料显示,全国企事业、机关办幼儿园从2000年的1.6万所减少到2007年的5000所,减少了7成,由此造成城市幼儿园总体数量从2000年的3.7万所减少到2007年的3.3万所。

  “封掉这些‘山寨幼儿园’,大量的农民工子女无处安置,影响稳定,不封这些‘山寨幼儿园’,那就等于是在放纵‘黑幼儿园’的存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局官员在听了记者的讲述后表示,和农民工们一样,他也非常担心这些“山寨幼儿园”的孩子们,“如果一旦发生问题,在追究责任方面将出现非常大的麻烦。”

政府投入需“雪中送炭”

以北京为例,据北京市教育部门统计,1996年,北京市共有幼儿园3056所;但目前全市合法的幼儿园仅有1266所,总量下降了58.57%。

  这位官员解释说,“山寨幼儿园”是不在教育部门管理范围之内的,如果正规幼儿园出现问题,教育部门可以进行干预并予以行政处理,“‘山寨幼儿园’出现问题,教育部门没权管,其他部门可能因为‘山寨幼儿园’涉及教育问题而不愿意管,情况就复杂了。”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冯晓霞认为,学前教育普及重点应在农村,改变以往锦上添花的方向,改为雪中送炭。

与此同时,有学前教育需求的适龄儿童却在增加。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3岁—5岁的学前适龄儿童共有5240万人,但在园幼儿数仅有2479万人,入园率仅为47.3%。还以北京为例,2006年到2008年,北京出生的户籍和非户籍新生儿共有40多万人,然而现有的1266所幼儿园的接收能力只有22.6万人左右,出现了17.4万多个幼儿园学位缺口。

  “民办幼儿园的设立有着严格的标准,不合标准的肯定不能批。虽然‘山寨幼儿园’的存在具有一定合理性,但肯定是不合法的。”对于“山寨幼儿园”能否转正、有没有可能被取缔,这位官员告诉记者,“这个问题不是教育部门自己能回答的。”

我国幼教资源不平衡的最突出表现是城乡差距,城市幼儿教育“贵族化”,农村幼儿教育“地摊化”,呈现“冰雪两重天”。”

对此,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相对于城镇学前教育来说,农村的学前教育发展更显滞后。“目前我国有65%的农村3岁—5岁适龄幼儿不能进入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主要是由于供需方面不协调导致。”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王爱丽研究员认为,目前,广大农民工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他们在工作上、经济上融入了城市,但在政治地位、文化、心理等方面并没有融入城市。”父母的“半城市化”让农民工子女处于一种双重边缘状态。“在城市中,他们进不去或去不起那些正规的幼儿园,转而进入‘山寨幼儿园’,处于一种边缘状态;同时,他们也很难去适应农村生活,还是一种边缘的状态。”王爱丽说,国家多年来一直在关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倡导教育均等化,“教育的均等化必须从学前教育这个起点上开始”。

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分配体制的最大特点是倾斜性,就是对重点幼儿园进行重点资助,而农村幼儿园只能靠一年几百甚至几十元学费生存。目前我国农村学前3年毛入园率只有35.6%。

由此可见,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学前教育资源都不足以满足目前教育市场的需求,学前教育都亟待大力发展。

  王爱丽建议,有关部门能够在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指导、扶持、帮助这些“山寨幼儿园”走向正规来解决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问题。“当然,除了政府部门的帮助之外,幼儿园自身也要努力向标准化靠拢”。

记者采访安徽省宿松县5000多人口的金塘村,一共4家幼儿园,每学期费用仅200元—300元,只招收6岁以上儿童,上完一年直接上小学。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称不上正规幼儿园,就是所谓“泥房子、泥台子、泥娃娃”。

2020年普及学前教育不应该只是个目标

  关乎社会的未来

同时,进程农民工子女增多也导致越来越多“黑幼儿园”滋生,这些幼儿园大多没有获得政府许可、条件设备较差、但学费便宜,在城郊结合部具有一定市场。

记者在教育部日前结束征求意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稿中看到,第三章的内容都是围绕学前教育展开的,发展目标中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学前教育,到2020年,全面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重视0岁—3岁婴幼儿教育。

  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专家都认为,解决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问题肯定不能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一段时间,甚至是很长一段时间来解决。政策可以长时间等待,孩子的成长是否能够等待呢?

北京市政协专题调研组去年曾发布过一个数据,北京市山寨幼儿园已经达到1298所,比经过正规注册的幼儿园还多32所。收费低、师资良莠不齐、保育设施简陋、安全设施不到位,意外事故时有发生。今年,有几家幼儿园甚至发生火灾,造成幼儿伤亡。

记者在征求的意见中看到,一位叫“杨易”的网友提出建议:希望政府能加大对农村幼儿园的扶持建设。他认为当前制约农村幼儿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村民居住分散,有的村民到乡镇幼儿园要走两小时路程,这对适龄幼儿接受正规的学前教育是一道障碍,所以修建农村寄宿制幼儿园就显得尤为迫切。同时还希望政府能加大对幼儿教育经费的投入。在一些边远山区,资源匮乏,农民收入微薄,很多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幼儿园,这也是影响幼儿接受正规的学前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希望政府能加大幼儿教育经费的投入,能够采取家庭与政府共同承担的形式,给予农村幼儿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

  “3至6岁这段宝贵的幼儿期对人的一生有重要的影响。”黑龙江工程学院心理中心主任杨晓梅说,发展心理学研究表明,幼儿期是人的语言表达能力、记忆能力、思维能力训练的关键期,如果此时进行专业而又针对性的智力开发,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重要作用。同时,幼儿期也是人格养成的重要期,孩子从家庭的狭窄互动中走入幼儿园可以培养其与人沟通、协作等能力,帮助其从早期的自我中心走出来,学会理解和包容。

政府寻租造成“天价”幼儿园

也有一些网友留言:提醒政府相关部门说到就要做到,提出到2020年普及学前教育,不应该只是个目标,而是要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来落到实处。

  对于这些同样生活在城市里却只能在“山寨幼儿园”中度过童年的孩子们,杨晓梅十分担心。她告诉记者,同一片蓝天下不同的境遇,不仅会造成农民工子弟今天的自卑,更容易导致其在未来发展中丧失竞争力的可能性。她说:“更重要的是,农民工子女今天的教育问题解决不好,直接关乎社会的未来。”

民办幼儿园的另一个极端是“天价”幼儿园。我国许多地方民办幼儿园批管分离。民办园注册审批权不在教育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又没有执法权,管理的难度很大。另外,目前我国还没有国家级的幼儿园收费方面的文件,各地幼儿园收费项目繁多,收费档次差别很大。

《规划纲要》在明确政府职责中有一句话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制定学前教育办园标准和收费标准。一些网友留言:目前的高收费,或者说学前教育领域良莠不齐的状况与政府没有明确规定学前教育的举办标准及收费标准有很大关系,才导致一些人利用学前教育这种稀缺资源来赚钱。

  记者手记

更为不公的是,“政府寻租”也是造成“天价”幼儿园存在的重要因素。据了解,随着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一些新建在建的住宅小区数量巨大。民办幼儿园如承办小区配套幼儿园一般每年需向当地教委缴纳国有资产占有费。每年缴纳数额不菲的国有资产占有费,必然会增加举办者的成本投入,成本投入的增加势必会通过核定、调整收费标准而转移到广大幼儿家长身上。

一位叫李淑萍的农村幼儿教师认为,学前教育是终身教育的起始阶段,越来越受到广大家长的重视和关注。作为农村幼儿园对学前教育的需求,建议政府能重视农村学期教育工作,投入且加大经费投入,基本平衡城乡幼儿园及学前教育与义务教育或非义务教育学校的教育资源。

  跟踪采访“小雨点”幼儿园已经一个月有余,这期间,有相关部门的各种关怀、慰问和调研,但是依旧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刘焱认为:“教育部门应当把民办幼儿园纳入管理体系,建议采取可能的措施扶持民办幼儿园,帮助民办幼儿园降低办园成本,加强对民办幼儿园办园成本的核算检查,使民办幼儿园的收费趋向合理。同时要制定切合实际的办园注册标准,使符合教育质量要求的小幼儿园能够注册。”

  这期间,也曾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盯住这个“小雨点”持续关注?因为,作为工人日报记者,关注农民工的命运是我们的本职,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奔波呐喊更是我们应尽之义务。

记者采访发现,不论是公立园、高价园还是普通民办园,幼教流动性非常大,私立幼儿园尤为严重,这对幼儿教育来说极为不利。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在不断地思考:我们应该怎样帮助农民工?是镜头前的嘘寒问暖,逢年过节时的走访慰问,还是不断地强调再强调,研究再研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无力回答,也无法回答。我们能做的,只能不断地去找寻答案。

“由于投入不足,公办幼儿园教师编制极少,很多都是招聘制,待遇相差很大。很多民办园老师和公办园中非公办教师的工资赶不上保姆和农民工。”刘焱说。

  从第一次报道“小雨点”临近关门,到后来的租期延期一个月,再到现在的继续延期,“小雨点”有了一丝生的希望。但需要思考的是,在希望的地平线上,我们能否看到,农民工子女获得平等教育机会的曙光?(本报记者
张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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